71岁的沙俊起，最近的生活规律有些变化。上午，他还是坚持打网球锻炼，随后去医院打吊瓶输液——先是因为感冒，后来是治疗过敏；下午，他走进校园，带着孩子们开展足球训练——41年来，这既是工作也是爱好；晚上，这位开远市足协、永利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要么审核弟子的教案，要么誊写自己的教案，要么阅读足球书籍，要么观看足球比赛……

这个冬季，即使在炎夏暖冬著称的开远，也比往年要更冷一些。得病的另一原因显而易见，沙俊起笑着说：“人总会老的，身体也不比当年喽。”当年，如果不是爱上足球，当年，如果不是命运安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经历这样的足球人生。

天津，想当教练的少年

1950年出生的沙俊起，打记事起就喜欢足球。工厂学校、大街小巷，似乎走到哪儿都可以看到踢球的大人小孩。当然，天津最激动人心的地方是民园体育场，一有全国甲级联赛这类比赛，那里总是挤得人山人海。“票价是几分还是一毛，我记不清了，反正家里穷，再便宜也没钱买。”想看球怎么办？“爬墙头看，扒门缝看，那时候人小不起眼，跟着别的小朋友，有时候也能混进球场。”盯着场上队员用心看，跟着全场观众一起喊，这无疑是沙俊起最快乐的一段童年时光。

上小学了，就在学校操场上踢；放学后，在家附近的街道上踢。从第一天踢球开始，沙俊起就认定，这是世界上最有趣、最好玩的运动。他在天津踢球的日子，绝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老师、教练指导，“就是看着别人踢得好，就跟着自己练，自己学。”

直到有一天，从体校来了一位足球教练，到学校选拔队员，他才第一次知道教练是什么样。也就在那天，他第一次对这个职业有了初步印象，并且铭刻在内心深处。当时遇见的那位教练身材高大、英姿飒爽，选拔队员的规刚也很简单，就是教练先示范一些基本动作，再让到场的孩子们照做，看哪些孩子模仿得好。

“他几十年前做的那些示范动作，我一直到现在都没忘。”沙俊起说，教练穿的那身运动服显得很精神，也让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那天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好好踢足球，我什么时候能踢得像他一样好，会不会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名教练？”

开远，足球注定的缘份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运动的决定》。由此产生的共和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人数最多的“支边”人口迁移，一直持续到1966年。这一年，16岁的沙俊起追随时代洪流，主动报名支边，当时只知道去云南，具体地方和工作岗位未知。

据《足球开远》一书《开远足球大事记》一文记载：“1966年3月，天津支边青年151人来到开远，后组队与开远多支足球队进行交流比赛，促进了开远足球运动的发展。”开远第一位省队球员、开远一中的何文启老师在书中回忆道，天津支边青年中踢得好的有石勇、沙俊起、黑宝山等人，其中“沙俊起后来到市少体校当了足球教练，为开远足球运动发展培养人才做出了很大贡献”。

之前的开远足球，已经是红河州冠军、省运会亚军，前后有五人入选省队。但沙俊起初到开远，并未意识到这是他与这座小城命中注定的缘份，反而因为念旧，申请调到蒙自与同班同学相聚。幸亏没被批准，否则足球之于他很可能永远只是爱好。

16岁的沙俊起在开远县贸易公司工作了九年，得益于当地的足球氛围和年青人旺盛的精力，沙俊起球技大涨，“可能我比在小时候天津踢得更认真吧，另外在开远比赛打得更多，入选县代表队、州代表队也让我提高得很快，学到不少东西。”

相比公司下属的酒厂、小卖部的工作，他更喜欢后期在糕点厂的工作。尽管做糕点手艺一般，踢足球的脚法仍在进步，原因是厂址背靠崇文小学的球场，一有机会他就可以越窗而出，一个人练球。

随着球艺精进，1975年，他的单位也换成待遇更好、踢球机会更多林业机械厂。在这里，成为一名熟练铸件工人的沙俊起通过汽车活塞的粗加工找到了工作成就感，踢球之余还到当地的一所中学兼职足球教练。1980年，不断增加的计件收入还换来了一台12吋的黑白电视机。这一年，县体委问他愿不愿意到少体校当教练。“那还用说，我赶上了多好的一个机会呀！”从那以后，他就再没有离开过校园足球。

支边，以最快乐的方式

一个年过七十的人，经历的事情往往不是一席话可以道尽的。但毫无疑问，沙俊起一辈子最快乐的事情就是足球。

“肯定跟足球有关。具体地说，一个是带队打比赛检验教学成果，另一个是训练比赛的过程很辛苦也很快乐。”他说，“另外能有那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一个个还都很争气，看到有的学生从事足球教练工作，我都觉得心里挺满足。”

对于刚走上教练岗位的快乐时光，他至今记忆犹新。白天带队训练，晚上二十几个孩子挤坐在家里的地板上，围着那台黑白电视收看《加里森敢死队》……更别说，这些日夜过后的每一份奖状、每一座奖杯。

2001年从市少体校退休后，闲不住的他在昆明待了7年，到大理3年。其中有过执教成人业余球队、聋哑人球队的经历，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省体职院的足球学校里，继续自己在青训事业上的快乐。

回顾与足球相伴的六十多年人生，他唯一的遗憾是自己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我一直是业余球员，业余教练。”他说，“如果我能像张彪、（高）富林他们一样，进入职业队深造，相信我可以把校园青训做得更好一些。”

2019年，沙俊起与揭方礼、李崇智一起，获得云南省足协颁发的“突出贡献奖”，这是云南足球界同仁对三位前辈的敬意。可是他觉得自己没法跟揭、李二人相提并论，“人家是我的前辈，又是专业队教练，水平都比我高。”

2020年，沙俊起当选“开远榜样”，成为当地各行各业中唯一的体育界代表。这表明他几十年的付出获得了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认可。“我这辈子其实相当幸运，也相当顺利。”他说，能用自己最喜欢的足球支援边疆建设，是他刚到开远时“做梦也没想到的”。

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就个人技术而言，沙俊起觉得30岁以后在少体校执教时期取得的进步，要超过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一方面，足球教练的梦想成真让他干劲十足；另一方面，一本《攻击性足球》的书、一盘荷兰青训的录像带，让他找到了学习的样本。

1980年云南省体委组织的全省足球教练员训练班，是他不断学习、考证的起点。在那之后，他托海埂基地的一位朋友复制了那盘珍贵的录像带，翻来复去地看，反反复复地学，而且常常一边看录像，一边对着镜子纠正自己的动作。

虽然身份变成了体校老师，但在自己热衷的足球教学领域，他既是一名求知不倦的学子，也是一位终身学习的典范。正因此，一个“野路子”出道的业余球员，竟然以动作规范、技术细腻的教学而闻名云南。

张彪、高富林都曾师从沙俊起，走过了各自职业生涯里最关键的成长期，分别走进了国奥队、国青队。在沙老师门下，至今仍有近三十名足球教练，奋斗在红河、昆明、大理等地，其中张高二人，也是云南省仅有的两名亚足联职业级教练。

直到现在，散布在云南各地做青训的弟子，其中有的已为恩师带出徒孙辈的教练，仍然念念不忘地相约着回开远，恭敬地请老师给大家再上一节训练课，认认真真地思考老师总结的教学经验和新近的学习成果。

“我去昆明也会找学生聊天，从他们那里，我也能学到很多新知识。”张彪去德国学习A级教练回来，就和他分享过欧洲训练的光盘、材料和计划，“有时候我也会翻一翻富林的教案。”

在开远家中的书桌上，《足球技战术训练全书》是他最感兴趣的德国足球教材，《培养孩子的足球创造力》则给他每天训练必带的课件增加了新意，“日本和巴西的很多案例也不错，但未必都用得了，还是得根据学生的特点来删繁就简。”

梦想，年过七十仍延续

2019年开远市足协换届，新任主席、当地知名企业家王永也是沙俊起的学生之一。在这个新的团队里，在永利足球俱乐部这个新的平台上，沙俊起给自己定了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培训和督导，持续提升教练员的能力，二是把开远市、红河州的女足运动带起来。

在永利俱乐部的训练提纲里，他要求每周一、三、五进校带队，周末集中训练，而每周四下午都要进行教练员培训。他很庆幸自己有一个年轻化、专业化、上进心很强的教练团队，同时也深感这批教练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他要求所有教练反复思考这些问题，你要教什么，到底怎么教，每个时间段应该传授什么，“还有就是你身上有多少东西要教，你教的东西规范不规范？”

他希望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无论是去省队，还是职业队梯队，技术动作都很规范，不能让下一阶段的教练重新纠正前一阶段的工作，否则“你不是对外输送人才，而是给人家找麻烦，这样的球员人家也不能要。”

就女足来说，现有的U12原本有18人，其中6人已升入初中，有两个孩子在记者采访当天没有来训练，到场的10名队员，有9个在上六年级。“目前这批队员最好的出路是上开远实验中学，初中的训练又是另一个问题。”他打算等时机成熟，最好能从幼儿园抓起，在全市选材，这样的话，“我们有信心占据云南前三的位置。”

两大目标的背后，是他教练生涯暮年的规划，“这算是个期待，是个梦想。”

责任，在每个青训教练

校园足球成为国家教育部制订的一项战略之前，其概念和形态存在已久，前后有何不同？对此，沙俊起认为以2009年为界，足球更普及了，学校的生长环境更有利于足球的发展，“普及面更大，选材面就更宽，这是相辅相成的。”

就选材来说，他眼中的好苗子除了身体素质、协调灵敏、热爱足球、积极主动……最要紧的是朴实。“从张彪他们身上，我看到就是一种朴实，我就喜欢带这样的学生，本本分分做人，老老实实踢球，勤勤恳恳训练，认认真真比赛。”

作为青训专家和校园足球的指导者，他乐见校园足球氛围之热烈，到处都是班级赛、啦啦队，但还可以做得更好，“如果语文、数学老师也能喜欢足球，整个开远的足球就好了。”另外，通过开展班级的足球训练和比赛，学生的组织纪律、团队意识会也得到很大的提高。

在他看来，至少在目前的开远，青训机构是校园足球和职业足球之间的桥梁，要巩固足球人才的金字塔，塔基部分的数量和质量都至关重要。这也意味着，必须有更优秀、更敬业的教练深入校园争分夺秒、培基固本。

每个足球人都会关注国家队的赛事，沙俊起也不例外，但并非每个足球人都会挺身担责。“从目前来看，12强赛反映出的问题确实很大，包括很多球迷都很困惑，为什么一个14亿人的国家选不出一支好的足球队？这个责任在哪儿？”他说，“我觉得还是在我们的校园，在我们的青训。从基层培养、推荐好的苗子往上输送，这才是我们做校园青训的真正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