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媒体近期均普遍报道了中超俱乐部的生存危机：广州队与河北、重庆均可能步卫冕冠军江苏苏宁后尘破产解散；中超联赛超过3/4的俱乐部欠薪，仅有3家俱乐部能正常支付球员薪资的大面积经营不善状况；昔日挥金如土的“世界第6联赛”，转眼面临大部分俱乐部难以为继的崩盘局面……
不可否认，疫情原因也是造成中超俱乐部普遍出现母公司运营危机的原因，新冠疫情同样对日韩联赛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不过因为日韩联赛成熟的俱乐部经营产业链和理性的薪资占比，让俱乐部面临大范围亏损时并不会造成普遍欠薪。电视转播、比赛日收入和商业赞助是日韩联赛稳定的收入来源，一旦允许球迷入场，联赛恢复常规运营，俱乐部经营就会触底反弹。
与之相反，中超俱乐部经营几乎全靠母公司输血，资金来源基本来自母公司。除少数大俱乐部，2/3的俱乐部比赛日收入和周边产品收入微薄，不少俱乐部甚至连官方专卖店都没有。体奥动力总额80亿人民币的电视转播合同，实际仅执行5年，去年因新冠疫情只支付1.5亿，对俱乐部预算动辄上10亿的中超俱乐部而言，这点钱就是杯水车薪。今年中超公司与体奥动力解约，分散出售转播权的收益下降一个量级，可谓雪上加霜。失去母公司输血的中超俱乐部，大面积欠薪甚至破产也就不足为奇。
日韩联赛受疫情打击经营收入锐减，并不比中超好多少。J联赛公布2020年度53家俱乐部财报，其中34家亏损，占全部俱乐部2/3，占比和数量均创历史纪录。赤字超5亿日元（约2800万人民币）的6家，5家在J1联赛。此前4年J联赛没有俱乐部资不抵债，去年因新冠疫情多达10家，包括J1联赛的鸟栖沙岩、仙台七夕、大阪樱花，可见经营危机之严重。鹿岛鹿角去年赤字近10亿日元（约5500万人民币），财政状况最糟糕的鸟栖沙岩财政赤字超过20亿日元（约1.1亿人民币），与仙台七夕一样连续3年亏损，后者去年赤字达6.6亿日元（约3700万人民币）。但因新冠疫情特殊情况，两家俱乐部均侥幸留在J1联赛。
去年J1联赛总收入比2019年减少204亿日元，锐减25%。比赛日收入减少105亿日元，锐减67%。因停摆和取消升降级，电视转播费和周边产品销售等也在下降。2019年还以J联赛首家年收入突破100亿日元俱乐部自豪的浦和红钻，去年收入直降67亿日元，降幅接近60%！收入下降超过10亿日元的还有浦和红钻、鹿岛鹿角、名古屋鲸鱼、川崎前锋、FC东京和大阪钢巴。J联赛今年初效仿西甲和法甲，提出因疫情导致俱乐部亏损严重，向日本政府申请补贴缓解经济危机。
2019年K联盟和K联赛总收入3719亿韩元（约20亿人民币），去年因赛程缩减和空场比赛至少锐减16%。K联赛经营模式与中超相似，各俱乐部预算60%由母公司和当地政府牵头的自治体提供，联赛不能正常化，各俱乐部的预算也会大幅削减。
虽然疫情严重，但联赛仍是日韩足球产业之本。K联赛去年5月初最早复赛，8月恢复观众入场；J联赛去年7月复赛，9月开放球迷入场，就是尽可能恢复俱乐部常规经营。今年两国疫情均有反弹，东京奥运会甚至险些被取消，但日韩联赛还是如期在春季揭幕并采用主客场制。同时进一步放宽观众入场限制，避免俱乐部财政进一步恶化。J联赛此前与DAZN集团签下10年总值2100亿日元（约116亿人民币）转播合同，是J联赛如期开赛的根本原因。
日韩联赛没出现因新冠疫情收入锐减、财政恶化导致的大面积欠薪，一方面是疫情期间降薪政策，最重要还是理性健康的薪资支出。除供养超级巨星伊涅斯塔的神户胜利船，今年其余J联赛俱乐部年薪支出都未超过13亿日元，最低的大分三神仅3亿日元出头。神户胜利船之外薪资支出最高的名古屋鲸鱼（12.5亿日元），去年收入52亿日元，薪资占比不到1/4。收入最低的鸟栖沙岩（16.5亿日元），薪资开支也只有3.3亿日元，占俱乐部总收入的1/5。只有神户胜利船薪资总额（47.1亿日元），几乎相当于去年俱乐部全部收入，其中超过2/3是伊涅斯塔的薪资。但俱乐部通过降薪，以及今年联赛正常运转，三大项收入恢复，缓解了危机。
K联赛情况也非常相似，2020年11家K1联赛（尚州尚武除外）薪资总额仅952亿韩元（约5.5亿人民币），去年K联赛总收入3100亿韩元（约16.5亿人民币），只有总收入的1/3。而且，去年K联赛同样经历了疫情期间的降薪，各俱乐部虽然收入锐减，但没有影响到俱乐部正常运营。俱乐部的薪资还是能够正常发放，整个联盟没有任何俱乐部资不抵债或破产。而且，因为新冠疫情的打击，K联赛已制定了到2024年全新的工资帽政策，意在避免俱乐部遭遇经济危机时无力支付薪资，降低经营风险。
相比之下，中国足协的“四大帽”政策虽然已经实行，但为时已晚。新冠疫情和今年房地产行业的整体危机，让中超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中超去年已有天津天海在疫情期间无法为继宣布解散，今年江苏苏宁无限期停止运营，经营困难的河北、河南、重庆都不得不进行股改，石家庄永昌更名迁到沧州，广州队是否会重蹈江苏队覆辙都还是未知数。
